甘肃省庆阳市地处甘肃省东部，在关山、六盘山以东故称陇东。陇东秧歌是陇东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又名“徒手秧歌”。

陇东地处黄土高原中腹地带，行政区域划分上属于陕甘宁蒙跨界区，这里是先周农耕文化区及陕甘宁革命老区所在地。陇东地貌主要是以黄土残塬、黄土梁茆构成的沟壑区和鄂尔多斯南缘风沙滩地高原，地处干旱与半干旱过渡的农牧交错带上，历史上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融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主干道所经之地。[1]陇东多元的地貌、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情孕育了陇东秧歌这种民间艺术。

陇东秧歌主要存在于陇东社火之中，和北方大部分地区秧歌类型相似，分为秧歌舞和秧歌剧两种表演类型。陇东秧歌舞是由二三十人或近百人组成的集体舞队表演，秧歌剧是由两三人说唱表演带有情节的歌舞小戏，别具一格。21 世纪以来，在非遗保护等国家政策大背景下，陇东秧歌作为甘肃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地方政府及舞蹈界的极大重视，不论是教学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有长足的发展。本文就陇东秧歌从20 世纪30～40 年代至今的发展轨迹作以梳理，揭示陇东秧歌在历史发展、社会变迁过程中纵向传承以及横向积累的特点，旨在为丰富地域民间文化内容添砖加瓦。

一、红色文化洗礼下的发展

20 世纪20 年代末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在庆阳南梁点燃革命火种，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庆阳作为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边区乃至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解放大西北的主要战场和重要战略保障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而又重大的贡献。在时代的激流中，庆阳劳动人民也创作了丰富多彩的红色文艺。

《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记载：1943 年秋季，陇东分区党委宣传部、陇东剧团派慕柯夫等人去庆阳县帮助辅导秧歌队，是年，庆阳卅里铺乡的“社火头”黄润将地摊子社火搬上舞台，创造了秧歌剧表演形式，并编创了《减租》《夫妻开荒》《二流子偷鸡》《黑牛耕地》等一批新剧目。[2] 1944 年10 月5 日，《解放日报》发表庆阳卅里铺黄润等四位农民集体创作的《减租》。10 月，庆阳宁县湘乐南仓乡刘志仁、卅里铺乡黄润等人代表陇东秧歌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的文教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刘志仁颁发“新秧歌运动的旗帜”，毛泽东接见时送他一条毛毯。11 月6 日晚，在边区政府礼堂，毛泽东等领导人观看了黄润编创的秧歌剧《二五减租》，该剧后来在《群众日报》上发表。[3]自从20 世纪20 年代中期王孝锡播撒革命火种到陇东解放区，20 余年间，陇东解放区在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群众文艺创作活跃，掀起波澜壮阔的新秧歌、新社火、新歌曲、新戏剧运动，创作了大量的新秧歌、新社火、新歌曲，包括《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绣金匾》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及秧歌剧《夫妻开荒》《减租》等。这些作品抛弃了陇东秧歌旧时娱神、娱人的主要目的，从传统民间艺术或带有宗教性的表演中脱胎而出，创造出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秧歌剧，这些作品以歌舞演故事，反映民众现实生活和革命精神。这些由农民自己创作的秧歌剧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充满了泥土气息，振奋、洗礼了边区广大军民的思想境界，书写了红色文艺光辉的历史，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助推了社会进步，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繁荣和发展[3]。

陕甘边时期，陇东秧歌从陇东走到了陕北以及更广的地域，期间受到文艺专业人士的指导，并与其他地域舞蹈文化互动、交流，在红色文化语境中实现了自身横向发展，从民俗表演逐渐舞台化、艺术化，从民间祭祀仪式逐渐走向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把民主生活与革命思想有机结合，创作了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彭松教授的挖掘整理

彭松①，我国著名舞蹈史学家、编导家、北京舞蹈学院教授，1948 年曾在解放区工作，1952 年至1953 年赴各地采风[4]，他以一个舞蹈艺术家的慧眼，发现了蕴藏在陇东民间具有独特艺术韵律的陇东秧歌，随后将民间采风获得的动作元素进行归纳和提炼，形成陇东秧歌教学组合，将其列为艺术学校的教学内容。1959 年甘肃省委宣传部筹划创作歌舞剧《西北一颗红星》，因此，彭松老师被甘肃省委宣传部从北京舞蹈学校特邀至兰州搞创作。1960 年彭松老师在兰州创作期间应邀在当时“兰州艺术学院”戏剧系舞蹈班授课，也就是在这期间彭松老师创编了陇东秧歌手臂、步伐及传统组合等十多个陇东秧歌教学组合，并在兰州艺术学院授课。当时兰州艺术学院（始建于1958 年，现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戏剧系舞蹈班学生杨秀②、刘哈青③等人都随彭松老师学习了陇东秧歌，她们后来的教学及创作以陇东秧歌为素材创编了许多作品，为陇东秧歌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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