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家齐而后国治。个人担当和民族气节犹如一根针，始终贯穿于白鹿原和暴店镇，缝合起爱国乡绅们一系列的家国情怀。随着清朝灭亡，各类军阀党派势力入侵白鹿原，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面对国民党在白鹿原的横征暴敛，多次拒绝国民党势力让他担任乡约的命令。并掀起交农运动，运用鸡毛传帖，发动农民反抗苛捐杂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但其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在私底下派遣鹿三加上安排农民头目带动这一运动，将自己的干系脱得干干净净。他采用一种方圆之道，既保住了自己的名讳，也在一定程度上替族人争取了利益，在交农事件暴露后，他还去田福贤那里求情，让他放过农会的兄弟。后期，国民党让他的儿子孝武当甲长，为了拒绝这个官职，在瘟疫肆虐的情况下，全家都去山中躲避，采取消极避让的姿态。他虽然也痛恨国民党，但是为了家族一时的苟安，选择了忍气吞声。这里可以看出白嘉轩视野格局的局限性，仅有“小家”意识，“大家”情怀不强。与之不同的是，盖运昌有着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所赋予的民族担当和大义。在1940年日本人入侵暴店镇时，作为镇上的大财主，在原家的迫害和日本人的胁迫下，依旧坚定地拒绝攀附日本人，也不想过多地和日本人打交道。在日本人让他担任新民会会长时，他拒绝将会长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他说，“太君，这不是我祖宗的衣裳，我的长袍短褂里藏着金木水火土呢，……祖宗的脸我不敢丢在这套衣服上”[2](P339)。他敢于用义正言辞的话针对金井章二，更敢于揭开日本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谎言；他清醒地知道日本人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抢夺钱财……这是他受过儒家经典陶冶后浸透到骨子里的民族大义。

三、乡贤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在《白鹿原》和《裸地》这两部作品中，作家成功地建构了代表儒家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乡贤形象白嘉轩和盖运昌,这两个人物形象在继承儒家传统文化方面有诸多的相似和不同。在修身方面，两人都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讲求孝悌的伦理观；在齐家方面，两人都用传统宗法礼仪约束自己及家人，并治理家族相对稳定地发展；在治国方面，白嘉轩以治理好本族为己任而不过问国家大事，但是盖运昌在治理好本族的同时，关心国家民族大义。这两个人作为近代乡村乡贤形象的代表，体现出两位作家对儒家传统文化和乡贤形象的情感认同。同时，作为乡贤的代表，他们对乡风醇化、伦理维系方面发挥的作用，为新时代乡村建设提供了蓝本。

白嘉轩和盖运昌作为具有重要地位的乡村大儒，对乡村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白嘉轩作为族长，在白鹿原掌握绝对的话语权；盖运昌作为暴店镇的一镇之长，亦拥有着绝对的权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乡村内部的治理，并且通过制定一定的村约规范来维系乡村的秩序。如白嘉轩在当族长期间，多措并举，全力维系着宗法乡村的社会秩序。所以白嘉轩和盖运昌不仅对于当时乡村秩序的治理功不可没，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乡贤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如何继承等讨论逐渐变成公共话题，新型乡村治理者开始受到重视，乡贤文化也被重新发现。当代乡村中的新型乡贤与传统乡贤相比，依旧肩负着稳定乡村秩序的重要功能。在时下的乡土中国，其对于调解乡里纠纷、涵育文明乡风和增进村落团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村民意识的觉醒和宗族文化的逐歩瓦解，乡贤开始拥有更大可以作为的空间，在遇到某些纠纷时，村民可以选择村落中的乡村教师、退休官员等乡村权威进行求助，例如在《黄泥地》中，房户营村的村民因不满老支书房守本卸任之后由其子房光民接任，也不满房光民上任之后的腐败行径，遂求助于乡村教师房国春，动员其代表村民，去县城告状上访。在《羊的门》中，呼天成作为村支书就是呼家堡人内心最大的主心骨和坚挺“四十年”不倒的权威。所以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村落中具备一定权威的教师和精英人士等就成为新乡贤的代表。他们对于民里纠纷矛盾的化解，起着和传统乡贤一脉相承的作用。在新乡贤文化的感召下，他们扎根于传统乡土文化，注重农村人民的生活习性和安土重迁的厚重情怀，在符合农村礼制传统的前提下再现和延续着农村的浓情社会，从而有力地促进着乡村秩序的稳定。

众所周知，城乡的不均衡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正在不断拉大着城乡发展差距。即使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的决胜期，我们依旧不能忽视城乡二元差距的客观存在。那么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完善城乡资源分配和推进新乡贤群体的培育就势在必行。“观照乡贤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的时代，乡贤文化的意涵及所指有所不同。封建社会时期，乡贤是国家在基层的代言人，乡贤文化的政治意义显然大于其它层面的意义;明清社会时期，传统乡贤改头换面为乡绅，乡绅文化的内容也兼具了个体性与公共性；现代社会时期，乡贤文化迎来大发展大繁荣，其内容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广。”[3]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乡贤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表，一直以来都充当的是乡村治理发展的驱动力。白嘉轩和盖运昌作为白鹿原和暴店镇的核心人物，都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传统中国乡贤治理的历史图景。白嘉轩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政治道德品质，对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依旧是十分宝贵。其在乡村治理中首先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同时有强烈的组织领导能力，带领族人祈神祭祖、抗灾救灾。其次以《乡约》为宗族的法律法规，依法治村，严格执法。同时，处事公平，不以权谋私、因私废公。正因有如此品格的乡贤主导乡村治理，使得白鹿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仁义白鹿村”。同样，盖运昌作为暴店镇的一镇之长，亦是以一己之治推动一镇发展。那么，在现如今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我们更应该积极号召乡土精英及有志于奉献家乡的新乡贤们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共同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推陈出新。从而在新乡贤的引领下，将乡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引入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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