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想要从身心经验中有所创见，捕捉到真正重要的“无”，实在太过艰难。 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研、访谈等工作方式不同，贺照田依赖的是更为“间接”的文本细读，一种强度极大、极为缓慢的细读方式。 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中，最常操练的“技术”也是文本细读。 不过，贺照田很早就对1980 年代以来的文本细读方式做过犀利批评，他认为建立在文本内外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细读，只会让文学成为理论的奴仆⑤贺照田：《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64－66 页。。 直到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细读也难以摆脱这样的状况，越是精细化，反而容易误差越大。 与此不同，贺照田在三个专题研究中，分别将雷锋日记⑥贺照田：《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开放时代》，2017 年第6 期。、潘晓来信、欢欢发言视作“社会文本”，也就是第一手的社会文献， 他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当事人的证词文献”。 他将研究对象称为“当事人”，也就打破了文本与现实的隔断，将当事人的表达视为具备公共性的“证词”。 雷锋日记关联的是1960 年代过度政治化的时代脉络， 潘晓来信是后“文革”思潮的典型文本，欢欢发言则产生于当代乡建和儒学复兴的大潮中。

对待这些一手文献，他拥有着福尔摩斯式的细节观察力。 总体上，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文本，比如雷锋日记，成功的经验没有被词语充分表达，造成了失真的现象；而后毛泽东时代，比如欢欢的发言，又与自己真实的正面经验有所隔膜，无法摆脱既有语言直接讲述。 因此，他首先要谨小慎微地辨析经验材料的真伪，厘清能指的实际所指，避免失真和隔膜的误导。 这确实类似某种推理工作——“真相只有一个”。 他的目标是从这些当事人的证词中，确立尽可能可靠、准确和深入的当代精神史的“认知踏脚点”。

追求精确性，目的在于寄托遥深。 他想经由这些当代身心存在的关键节点，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释放精神史和社会史的信息。 通过对当事人身心状况的把握，探究其形成机制，既可以解开机制成功运转的奥秘（比如雷锋经验中的“集体英雄主义”）， 也可以揭开问题产生的真实机制（比如潘晓来信中理想主义的难以转化），进而对症下药，真正承担起时代的认知要求。

从个体身心经验出发，落脚点是历史反省和时代认知。 雷锋、潘晓和欢欢都是特定历史—社会—精神脉络中的个人，是依然与当代精神状况密切关联的节点人物， 而非原子化的无根自我。个体悲欢不一定随风而逝，在特定时刻，他们承担着时代转变的痛楚，也蕴藏着改变的能量。 面对这些， 研究者一方面要充分调动自身的感受力、共情力，一方面又要冷静地完成从“证词”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最大限度地抑制自恋的投影扰乱认知的准确性。 这种近乎矛盾的研究状态，对于真正释放日常生活和身心经验的认知价值来说，极为重要。 而对当代的研究者来说，基于对社会中自我的充分理解，并充分调动各种脉络来精确索解， 才能避免不自觉间被偏见与激情、立场与惰性驱使，真正攀登在认知的阶梯中。

从文字“看入”世界

贺照田以文本为媒介展开工作，同时又对文本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 相较于文本内容，贺的研究同时强调文本的生产过程才是更根本的。 如果不基于后者展开研究，将会忽略重要的事实而导致结论的一厢情愿。 对潘晓来信的研究方式便是首先梳理这一文本的制造过程，这对其内容的单纯性和可信度有相当的解构作用。 相似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生产机制研究往往才被视作决定性、事实性、积累性的知识生产，而对于内容的阐释，往往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与或隐或显的立场制约，显得不够“科学”。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文本的依赖程度，而是字里行间到底能提供什么。

贺照田直言中文系的学术训练令其对文字有本能的倚重，他对于当代身心状况的研究也是借助于经验文本展开的。 而他真正想要挑战的目标，是穿越文字“看入”世界。 他认为“看见”是对世界的直观，而“看入”则是透过面纱真正理解现实。 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他曾重点反省了自己从语词到语词、从学校到学院的生存状态所带来的认知限制：

从学校到学院的人生形态， 掌握的知识、思想资源看似不少，但却不会遭遇——必须直面具社会公共性后果的复杂、紧迫现实就摊在自己面前，要求自己必须当即应对的挑战。 就是，我是活在今天的历史—现实之内，但这种活其实和历史、现实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在我和历史中极具挑战性的部分不会打照面的意义上，也可说我不过是历史的旁观者。①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第391 页。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1/0426/1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