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式的研究，造成了研究者与现实之间一种松散或者臆想的关系，越是研究，反而越证明了自己不过是时代的“局外人”。 贺照田采取的改变方式，则是开始研读充满紧张感的政治史文献，在不得不选择和行动的情境中锻炼自己理解现实的能力：

我会在这样的政治史时刻，看到一些平时很难注意的现实这时会特别浮现；平常看似了解的一些现实方面其平时不会突出呈现的面向，这时也会以便于观察、审视的方式呈现。 并且这时现实既突破平时那样一种和制度、治理的互动方式，也方便我们看清社会的真实结构存在，或尚未定型但趋向某种结构方式定型的社会潜能。②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第392 页。

之所以强调政治史的调校作用，不是为了论证政治史相较于思想史、文学史的优越性，完全投身政治史的研究，而是强调要自觉锻造进入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近年来贺照田对于政治文献的解读，通过将表述同一观念的文献脉络化，从中把握历史的变化轨迹，比如对于群众路线、精神文明、科学观等等的研究。①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 参见贺照田：《群众路线的浮沉——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重要视角》，《二十一世纪》2018 年12 月号；关于精神文明的研究，参见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后记，第383—433 页；关于科学观的研究，见于贺照田解读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历史、观念背景的系列课程，未刊。

正是得益于对政治史的研究，贺照田走出文字的“茧房”，学习面对处身的世界，做一个真正的在场者。 在对现实的领会中，日常身心状况越来越成为他判定的关键所在。 在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和精神史交会处， 身心问题得以被发现、被表述、被研究。 他从最可见的政治时刻，投身到更不可见的身心问题，将“玄虚”的身心状况锚定在更为结构化的政治—社会—思想脉络中，并视之为改变知识惰性，提高思想质量，承担时代要求的具体方式。 承担和建设才是他进行当代史研究的核心诉求。 之所以一次次将自己抛向精神史研究的紧张时刻，也是想从当事人的视角寻找改变的契机，为现实的去向尽可能寻求“最优解”。

如果说传统的人文学具有教化功能，那么贺照田的人文知识工作便具有疗愈性。 他希望借助雷锋、潘晓和欢欢等精神史个案，“把他们身上最能帮助其他生命的经验、思考，以读者容易把握的方式进行认真整理、分析，以期待通过我这种向每一个生命都积极开放的研究，会有一些生命可因我这些分析、整理工作的帮助，对自己之前困难于对象化的自我生命感觉、身心经验，就此可以进行相当准确的对象化反观、对象化分析与反省了，甚至因他自己这些自我认知进展，而能非常有准确针对性的自我调整、自我改善了。 ”②贺照田等：《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 如何可能？ 》，第424 页。为难以对象化理解的生命体验赋形，帮助读者反观自身经验，走出自己的困境，更好地关照自己和他人， 寻找更具建设性和意义感的共存方式。这对于当代日益紧张的身心精神状况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中也可以看出贺照田身上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 对人文思想充满了光明的信仰，善于从正面开掘资源。 但如果更严苛地去追问，这些带有特殊性的经验果真能转化为更普遍的“社会统合原理”吗？③对此可参考赵刚：《方法作为救赎——序贺照田先生的〈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收入《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第7—8 页。对于更年轻的世代来说，他们的个体经验已与之前的时代有很大差别，研究中所总结的这些经验对他们的困扰来说，还有强烈的针对性吗？ 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解，如何能够调动起更多学科和更多面向的合力呢？ 这些都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结语

贺照田研究当代问题的若干经验，其启发处在于：为“‘当代’如何思想”的问题提供某种落地的可能方式。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许多基本的事实尚未弄清， 情绪与立场的包袱仍在扭曲着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学科根基尚不稳定，侈谈思想是否不切实际？而对于当下的研究也更是迷失在真伪难辨、变动不居的一地散碎中。 面对被资本、技术、媒介迅速改变的当下世界，个体的存在方式与自我经验也在发生微妙转变，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借由自身的文本工作，还可以“看入”世界吗？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1/0426/1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