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问题研究本来主要是冷战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就被强大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但在冷战时期，这种中国问题研究曾经是西方中国当代研究的主流。不过，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问题研究也开始适应时代的发展。此后，中国问题研究又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发生变化。

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西方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由于它最初是在政府强大的羽翼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考量的深刻影响。从那以后，新加坡的中国问题研究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国内政治和新中关系的影响下，经历了一番崎岖坎坷的旅程。

从儒家思想到中国研究

从开始到现在，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走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最初的“中国问题研究”是政府为了鼓励儒家价值观而在1983年成立的致力于古典研究的东亚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简称IEAP）（2）东亚哲学研究所于1992年改制成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 l Economy, 简称IEAPE）,一个专职“中国问题研究”的智囊机构；（3）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在1997年解散，并被随即成立的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简称EAI或东亚所），一个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独立研究机构所取代。作为大学研究体系的一部分，东亚研究所的主要使命已经从早期的“观察中国”发展成为观察并研究中国。

在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的转型的背后，有一个最关键人物。他就是李光耀的“左右手”，曾先后主管过财政、教育和国防部的新加坡首任副总理吴庆瑞。吴在担任教育部长时是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推动者，同时兼任东亚哲学所的主席。当时的哲学所正是儒教复兴运动的主要智囊机构。

吴庆瑞在1984年退出政坛不久，即成为当时在谷牧副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特聘外国顾问。他在中国的事业使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兴趣，也使他看到了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问题研究基地的需要。

1990年，黄朝翰被吴庆瑞任命为东亚哲学所所长，随后又担任东亚政治经济所所长。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所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成为新机构的所长，而黄朝翰则转任研究主任。目前，中国出生的郑永年在杨大利短暂任期之后，已经继承了所长的位置。郑永年于1996年加入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第一位加盟该所的政治学博士（普林斯顿，1995）。

黄朝翰在东亚政治经济所伊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该所从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机构打造成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尤其是关注中国政治变化和经济改革的研究基地。换句话说，新的研究所将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

在最初的两年“中国问题研究”几乎都是在披着“儒家研究”的外衣的情况下进行着。这里面有充分的政治考量。“中国问题研究”事实上完全是研究“中共”的发展，而“共产主义”在当时的新加坡还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在新加坡周边的东南亚各国，更是禁忌话题。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新加坡一直等到印尼与中国建交不久之后，才于1990年10月跟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即使是在邓小平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新加坡还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中国的书报。印尼更是禁止了所有中文书刊。在新加坡，即使是到了1990年代，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少能登上本地华文报纸《联合早报》的头版，而英文的《海峡时报》更是用“红色中国”泛指一切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事情。

正是由于这些冷战的遗留影响，当时东亚哲学所在古典研究的名义下进行敏感的当代中国研究，工作非常低调。特别是因为当时很多研究人员来自于中国大陆，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所以更要小心谨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宣告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东亚哲学所才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所。

如果说敏感政治环境是一个考验，那么招募合适的研究人员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1990年代初期，要找一批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大陆出身的学者十分困难。为了招募到合格的研究团队，黄朝翰曾几次前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但收获不大。中国在1980年代曾经派遣了许多留学生到欧美读研究生，但他们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会科学，而选择读博士的更少。在1991年，在顶尖大学获得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博士的中国学生简直屈指可数。而这些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大部分又倾向于留在美国，哪怕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学院教书。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适合在我们的研究所开展实证研究：例如经济学博士的专业训练对于政策研究而言也许会过于狭隘和“数学化”。事实上，东亚政治经济所自始至终一直都为这个招募问题所困扰。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0/1009/5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