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根植于深层次中的原则和尺度，是基于一定条件和过程中产生的认知事物、辨定是非的思维或取向，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然与其传统积淀与发展历程相契合。面向世界文明、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于中国当代，但它的源头活水却源于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契合中国古人由内及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道德修养和思维行为方式，即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中华民族关注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基本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其中记载“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也正是由于古代大同思想与共产党人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相近之处，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能被与中国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奉为圭臬。中国悠久的大同思想给共产主义理想培育了丰厚土壤，让中国大地上出现众多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先进典型。

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包含了民主萌芽。《尚书》最早记载民本思想，“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最为有名的民本思想是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民之道在于得其心。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民众是国家根本的思想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甚至国家兴亡、政权得失皆取决于民心向背，这些思想可视作民主思想的萌芽。传统民本思想包含着人民是国家根本、当政者应该重视民意、以民为贵君为轻、政府必须爱国利民、人民的好恶足可以左右国运等民主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就是“民为贵，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政党、政权前途命运最终也取决于人心向背。同时，“民主”还是对中央权威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时讲到“七个有之”，其中“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民主”，是建立在维护中央权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培育了和谐、友善的民族性格。“和合”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中“畜民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楷习以悉，莫之伤也。”儒家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德”最高的境界是和。《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贵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个人修身讲究“心平气和”、人际交流恪守“和而不同”、社会治理坚持“和而不流”、国家运行追求“政通人和”、睦邻交往秉承“协和万邦”。“和合”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友善的民族性格。

传统文化的“选贤与能”孕育了平等观念。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尊卑、贫富贵贱之观念根深蒂固，关于人的地位平等的观点较少，“平等”更多的是要求人的机会平等。墨子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原则，他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并不是要泯除尊卑贵贱，而是要求一种机会平等。“平等”是大同社会的重要特征，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古代的“科举”和“举孝廉”，打破了阶层固化，形成人才向上流动的渠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既包括人的地位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包括机会平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传统文化的“崇正义”塑造了公正思想。公平与正义是相连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吕氏春秋》中“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也。平得以公。”以论证“公平”。在古汉语中，“正”与“义”相通相近。墨子说“义者正也”，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韩非子认为“居官无私”就是“行公行正”。宋代儒家代表程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正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等高尚情操和人生价值皆源于此。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0/1009/5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