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是从生理学中借助了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在与相关学科的亲疏远近上，心理学对待不同学科的态度是不同的。正如美国心理学家Fish，J.M.所揭示的，心理学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物理学嫉慕(Physics Envy)，并对诸学科按照距离物理学的远近来判定其“科学性”的高低，排列出一个有高下之分的等级序列：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通常会向距离物理学较近的、较有科学性的生物学靠拢，对于排列在等级序列尾端的人类学，往往因其科学性不足而被忽略。[5]其实，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本身的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语言、考古、体质、文化等要素，有着跨越边界的超学科影响力。民族学人类学“以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为众多相关科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新的分析切入点和深刻启示”[6](P.252)。对心理学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谋求与人类学的结合”。[7]美国心理学家E. E. Sampson认为，心理学在目前的自然科学模式之外，还需要转向一种社会文化模式。[8]这种学科需求亦为民族心理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二者的结合让民族心理学“顶天”并承袭了心理学的部分学科范式。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对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进行研究，全面考察民族发祥起源、历史发展及其消亡的整个过程，也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可见，其关注点是民族文化。从文化人类学诞生到今天的发展，中外学术界用民族学独有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相关的民族志材料，使大量的成果呈现出来，这也使民族学成为最接地气的学科之一。我国民族学突出的人文学科特点使其更加侧重于人文主义方法论，研究成果也更多地倾向于“呈现”，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学科本身的要求。民族学研究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学科发展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最大的特点与优势即是“接地气、解风情”。与此同时，由于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研究概念模糊不清、研究内容与方式相脱节、研究过程随意等诸多问题，加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成分很大，往往导致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各说各事”的话语体系。这不仅会导致单项研究的信度、效度乃至科学性的问题，而且也会严重影响我国民族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和水平提升。因此，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并切实做好田野调查是摆在每一位民族学者面前的严峻课题[9]。民族学人类学的优势是接地气，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法是其基本方法。就学科本身而言，可以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以及调研资料的处理等诸多方面解决其学科范式。但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或许也是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可使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研究的大众性及文化性问题，同时亦可使民族学思考如何运用更为严谨、科学的研究手段以及如何进一步从哲学高度思考民族共同体自身的问题。我们认为，民族心理学能够比较好地解决此问题，也就是民族心理学“立地”的问题，亦即如何从科学与思辨的层面思考民族心理现象与民族心理活动。

作为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中生活的，心理上不免会受其影响带有这些特点，亦即生物人加社会人的特点。民族学与心理学面临的学科发展问题赋予了民族心理学学科使命，即既能很好地解决心理学的文化情怀和接地气的问题，也能关照民族学人类学的哲学情怀和理论思辨的问题。民族心理学所具有的生理性与心理性的学科基础也同时让它具有了自然科学的属性，这就使得我们要思考民族心理学在科学三角形中的地位(见下图)。

图1民族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

如上图，民族心理学在科学三角形中的关系显示，该学科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交合点上形成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偏重自然科学的位置有心理学，而在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偏重社会科学的位置有民族学。从民族心理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及与其它科学的关系来看，它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族心理学解决了心理学所谓“高高在上”的问题，使其“从天落地”接地气、通民心，同时亦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中解决了民族学所谓“信度效度”的问题，使其“由地顶天”接哲学、通科学。民族心理学的“顶天立地”就是“顶心理学之天，立民族学之地”。就学术目标或学术理想而言，民族心理学应该在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架设桥梁，既能发挥田野调查的优势，实现自下而上的研究，达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入乡土、接地气的境界，也能结合心理实验与哲学思辨的优势，达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对于人、文化及民族本身的思考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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