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学既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新兴学科。西方学界经历了从民族心理学到“文化与人格—心理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国的民族心理学则起步于20世纪初，经历了萌芽与停滞①——间断发展、复兴——实验验证研究②、初步繁荣——研究的多元化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理念与取向来看，存在着“各说各事”的现象，亦即，从不同学科出发的研究或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彼此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或许在一门学科兴起与初步繁荣发展时期，这些多元化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历程。但是，从科学学科的角度、从学科的生命力出发，厘清其哲学基础、方法论、知识论、实践论及价值论等，也是我们的学术责任和使命。从一门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去思考学科建设，就有必要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一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思考。

范式研究是近年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对范式的概念及其系统等进行了论述。在库恩的研究中，“范式”(paradigm)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由信念、价值、技术等要素构成的整体，是常规科学运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也是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群体所遵从的共同的世界观、共有的行为方式。[1](P.157)按照此概念来解读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即为从事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学者所遵从的相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学科模式和共有的行为方式。“范式”概念及其系统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范式诠释的就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照已确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1](P.21)“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的科学实践中公认的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等——为特定及连贯的科学研究提供模型”。[1](P.9)依照库恩的观点，范式即是对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群体所共同认可并遵从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方法之总和，从而在研究者的观念上形成一个共同信念，“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P.150)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就是要探索这一学科应有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等。根据笔者多年对民族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其加以思考。

一、“顶天立地”：本体论出发的学科目标

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目标主要是指其本体论的问题。民族心理学是介于民族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从发展过程来看，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伴随着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学的产生源自于对未开化社会的关注。就本体论(Ontology)而言，它是哲学概念，民族心理学本体论的核心意义就是探讨该领域的应用本体或通用本体，亦即为各方提供一个统一的认识路径、一个可供共享的学科认识，以为民族心理学学科本身建立一个范式。我们认为，这门学科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学科特性。所谓“顶天立地”就是上达心理学的哲学性、科学性等研究特性，下接民族学的人文性、乡土性等研究特性。众所周知，心理学的母体学科是哲学，是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前，哲学家、教育家运用思辨的方法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认识。心理学脱胎于哲学，是在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合点上形成的一门学科。

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迄今，心理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心理学关注并对很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了人类心理活动的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近年来，美国心理学权威刊物《美国心理学家》及其他相关刊物的许多文章，都在反思传统中立化的心理科学研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分析文化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家的反思中可见，文化的要素日渐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且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包括中国的心理学界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反思。这种明显的趋向使得一些心理学家称之为“一场范式的转变……在心理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影响和广泛的听众”[2]。由此反映出学界对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反思。范式研究如此，而从传统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内容来看，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局限性。就中国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可以看到现代心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一项有关“中国心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CSSCI的分析”研究中，统计了2005-2006两年中国心理学排在前十的研究热点问题，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儿童、心理健康、横断面研究、中学生、心理理论、青少年、心理咨询、心理学、幼儿。[3]可以看出，因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学生群体。从其研究方法来看，很多研究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及量化研究来说明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实验性与规范性。但接下来的问题却是，这些成果有多少人能够看明白、大量的量化数据能反映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心理学在自然科学观的导引下，倾向于将人预设为客观自然物(Objective Natural Object)、生物体的个体(The Individual of the Organism)，从而隔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维度。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立场将更多的社会及文化维度排除在外，使得整个学科的研究陷入了实验研究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心理学对人的理解更多地关注了人作为自然客体、生物客体以及单纯个体的一面，忽略了本应受到重视的、镶嵌其中的社会文化维度。民族学人类学对人类行为的文化或民族取向的理解和研究是符合人类及民族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当心理学从哲学出发、从迷恋实证科学的实验室出发，做到真正的接地气即“下凡”，就伴随着既要保持心理学经典研究的同时又要思考如何“落地”的问题。正如学者彭运石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心理学的主题是人，心理学的生存依据和存在价值亦蕴含于人身上”[4]。然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心理学至今仍未能构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笔者认为，传统的心理学本身缺乏一种对社会文化的预见，其研究倾向于剥离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而专注于生物属性、倾向于个体的人而忽略人的群体属性。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不能构筑出完整的人的形象，心理学就很难真正成为研究人自身学问的学科，甚至心理学的根基都会被动摇。而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相遇，既是民族学发展的又一路径，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机遇。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结合而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或心理人类学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结合使心理学研究更好“落地”，通达人的社会、文化属性，能够在更好地解决传统经典问题研究的同时，兼顾经典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使得民族心理学有了“顶天”的特性。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1/0114/6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