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礼”而有尊严，社会因“礼”而有序，世界因“礼”而变得良善、和谐、包容。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也更有条件恢复并重塑礼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民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如同隔代基因，中国人生存在隐形的礼文化之下，虽然部分礼显得失传已久，但宛若乡音，总能听辨甚至脱口跟随。

“礼”在古代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最初“礼”和华夏先民的祭祀与饮食密切相关，其后拓展至各种人事，形成了“吉”“凶”“宾”“军”“嘉”五大礼仪类别。春秋时期，“礼”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衍生了多重含义，其中，儒家从“仁政”出发，进行阐释。战国时，儒家基本担当了“礼”倡导和承继的历史使命。古礼涵盖了文化、政治和制度，强调的是整体主义；秦统一全国，封建王朝建立，由于秦尚法家，对儒家“礼”文化施行灭绝之政策。进入宋代，程朱理学赋予了“礼”新的含义。宋代以后的礼偏重基层社群的“乡礼”与“家礼”，从宋代的朱子《家礼》与司马光《书仪》，甚至清代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皆可窥见一斑。五四运动时期，儒家礼教思想被全盘否定。这段时期对礼文化有着很大的冲击，至今还难消其影响。恰如彭林所言：“由于我们对于传统的轻视和错误评价，……我们至少有两代人是从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走过来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礼仪为何物，说话粗俗、举止粗鲁，失礼行为触目皆是。”[2]进入新时期，礼文化又逐渐得到重新的认识和重视，用之以规范公民的举止行为，维护社会的秩序。

国有礼器、礼制，社会有礼节、礼仪，个人有礼道、礼貌。“礼”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种“范儿”。克己复礼，朝向完美进化才是目标。礼分三个层面：仪礼、民礼、物礼，仪礼是官方之礼，本文暂不论及。民礼、物礼属于个人之礼，是本文主要阐发的对象。当代“礼”的传承与推行，存在一些值得审视的状态，其异化与西化的表现是当代礼失序状态主要的社会症结。在礼文化认知教育和推广的维度，仍有许多未尽之意。本文旨在沿着礼文化在当代的失序、传承、重塑与探讨这个脉络逐一展开阐释。

一、失序：当代之“礼”的认知与异化

中华传统“礼”文化价值观的当代走向，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价值观角力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文化观念质疑和反思的过程，是礼文化当代传播需要直面的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3]礼的失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出现的失礼状态。“中华民族是一个讲文明礼貌的民族。礼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表明文明程度的。”[4]中华之礼在海外流波甚广，在国人中却呈疏远状态。《新周刊》曾总结过十大失礼的行为包括：不讲个人卫生、随意插队、乱扔垃圾、大声喧哗、腿脚不安分、不顾及后座、停车占位、制造二手烟、偷拍私照、不留口德[5]。随着礼仪、礼节、礼义的淡化，礼从秩序、仪式、关系，渐渐流于礼品、送礼这种表层的行为。“在物化之后，礼变成了嘴上有心中无，无法融入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本来礼的核心价值——尊重，逐渐消失。”[6]

礼的异化则体现为对原有礼的歪曲及对人的极端苛求。譬如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场景中，强制让座、霸座的新闻逐年不绝。2017年11月22日，南方网报道了上海地铁内一名老年男性乘客用拉扯、辱骂的方式强逼一位年轻女乘客让座；2018年11月，一名女大学生在公交车上因生理期不舒服坐了爱心座，遭到同车一个大妈的怒吼并骂其“下三滥”，最后，司机将大妈请下车。让座行为属于个人美德，是礼的一种外在体现，构成一种和谐的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然而，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乘客必须让座给他人。尊老爱幼是礼的体现，不能用道德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去实现。“不管多么精巧地把社会价值强加到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内在决断，那么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一个使人联想到‘乡愿’般的消极顺从。”[7]倚老卖老的弱势思维走向就是我弱我有理，可以为所欲为；不能与我争辩，不可挑战我的想法。乘客买票入座是权利，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每一位乘客都处于公平的契约关系之中。“人不能没有‘礼’而生活。但当‘礼’变得对人具有完全决定性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7]9也就是说，除非当事人有意让座，否则，任何人无权以“弱势”为由，以道德暴力的手段逼其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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