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文明化。在民间儒学传统中充斥着大量的民间信仰和迷信因素。有些学者认为，早期儒家就产生于“方士”。正如杨清虎在《神体儒用：儒学与民间信仰的融会》中所言，孔子不迷信鬼神，但“难以脱离中国文化滥觞于鬼神的客观事实”，也敬鬼神，“儒学与鬼神信仰之间有着理不清的种种瓜葛”。汉代儒家融合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儒学神化，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提升儒学地位的同时也阻断了儒学宗教化的道路。杨清虎在《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宗教化之路》一文中指出：“神化历程中，过多地依赖民间力量，民间信仰的功利、散漫、多样等特点影响儒学，使儒学与民间信仰相融而生，失去了组建制度化宗教组织的积极性。”谶纬的兴盛更是使儒学充满了神秘、诡异的色彩。传统民间儒学至终都伴随着这种鬼神崇拜。即使是宋代理学兴起即儒学哲理化以后，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儒学尤其是民间儒学的这种属性。这种属性大量存在于民间儒学传统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如遍布乡村的庙观、冠婚丧祭礼仪，关帝崇拜等，这种属性也被后世的各种文艺载体所重视和强化。在当代中国，由于科技的昌明、国民素质的提升，民间儒学传统的复兴已经不可能再伴随民间信仰和迷信来展开，这无疑会降低民间儒学在民间的威慑力和依附性，但也提供了澄清儒学原始面貌和意图的契机。我们要复兴的民间儒学传统是文明化、科学化的儒学，民众对儒学的认同不仅是自信的，更是自觉的。只有这样儒学才可能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形态。

再次是都市化。当代中国正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急速过渡的进程中，市场化对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起到了巨大的瓦解作用，农村同改革开放前尤其是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元素在加速流失，儒家的印迹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难觅踪迹。这意味着民间社会主体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也意味着民间儒学的当代转型。郭齐勇先生指出：“现代儒学除了乡村儒学的重振，更为主要的则是城市儒学的建设。……我们所说的城市儒学的建设，是努力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促进公民道德的重建。”城市化变迁对民间儒学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传统的民间儒学以家族为中心，这是由于家庭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着生产、生活、交际、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功能。在城市化条件下，这种功能已经被分散到更多的组织当中，民间儒学需要覆盖的领域大大扩展，甚至家庭都难以维持过去的中心地位。企业、公共空间这些领域对于国民道德建设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将直接决定民间儒学传统能否实现复兴。如果儒学尤其民间儒学还是蜷缩在家庭这些传统领域，在新兴领域失位缺位，而不敢抢位，儒学就始终无法改变自身弱势的社会地位。

最后是开放化。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是在开放的时代环境中展开的，民间儒学同其他社会理论、思潮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交流和竞争的。这种开放并不完全是对时代环境的被动适应，也是对过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在儒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需面对域内诸子百家的挑战，又要迎接外来宗教的冲击。正是在这种碰撞、应对、融合的过程中，儒学才得以不断更新延续了自身的生命力。闭关锁国的文化政策必然会造成民族文化的衰落。这不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当今各种社会理论、思潮争夺民众精神高地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传统儒学或民间儒学传统所面对的有理论性系统性极强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还有极其完备成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面对这些社会理论、思潮，除了在儒学研究中要吸收转化它们以实现传统儒学的创新外，更需要学习它们普及化、生活化、草根化的历史经验。这种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经验比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甚至规律；负面经验比如面对某些邪教在农村的渗透，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儒学在乡村的教化短板，他者之长可能正是自身之短。

三、民间儒学传统在曲阜尼山附近的重建实践

山东曲阜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故里，其中尼山是孔子诞生地，具有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儒学优势。尼山是儒家文化真正的源头，杜维明先生曾提出儒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第一阶段是由曲阜走向全国，然后由中国走向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世界。在曲阜尼山附近开展民间儒学的推广，进行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其象征意义、示范意义是全国其他地方都难以企及的。近些年来，山东地方政府、部分学者和民间人士都认识到了在曲阜尼山附近推广民间儒学对于民间儒学传统重建乃至复兴儒学的重大价值，都积极投入到支持、参与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的活动中来，现在已初见成效，从推广内容到推广方式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以更好地复兴民间儒学传统是相当必要的。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1/0325/9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