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参与。虽然完整形态意义上的官方儒学、精英儒学不复存在，但是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不可能仅靠民间力量就能实现。很明显，无论是在相关资源的调动配置上，还是在对复兴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把握上，民间力量都是欠缺的。我们不可能照搬历史上的模式，如何认识和协调各级政府、学者和民间人士在重建中的关系是比较陌生的课题，也是今后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第二，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文明化需要照顾普通民众的知识程度，对某些民间儒学形式不能简单消灭。赵法生研究员在尼山圣源书院的乡村儒学实践中提出了构建儒学讲堂、公共祠堂和民间道堂三堂教化体系的构想，这是比改善乡村道德风气更为宏大的构想，其目的在于重建乡村的文化生态系统。三堂之中，前两者相对容易，争议也小，最为困难也争议最大的就是民间道堂。过去，我们对民间传统简单以科学非科学来判断来划线，今天看来都失之武断。今天我们提倡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兴要文明化，这里的文明化是去神秘化，像过去的孔庙、关帝庙等涉及到民众道德信仰的重要象征就不能完全以迷信斥之。对于民间丧、祭礼仪中能够起到淳风厚俗、凝聚民心而民众又喜闻乐见的仪式仍然要继续发挥其重要功能，不能随意取消。

第三，不能割裂乡村儒学与都市儒学的联系，要重视乡村儒学，更要重视都市儒学。乡村儒学是都市儒学的根，都市儒学是乡村儒学的方向。今天的乡村已经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城市化的烙印，已经远非过去的乡村。在青壮年男性甚至女性都涌向城市的大背景下，面对老弱妇残的乡村儒学教化无论效果多好，也很难说这种重建模式就是成功的。虽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乡村儒学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是对于民间儒学来说，在城乡一体化的政策背景下，需要将乡村儒学与都市儒学通盘考虑，所谓都市也是从城镇到小城市再到中大城市乃至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而来的。

第四，民间儒学传统的重建需要扩大志愿者队伍，吸收新鲜血液。在过去，没有乡绅阶层也很难形成民间儒学传统。即使是西方宗教信仰也离不开大批的真诚的布道者。过去，乡绅之所以在民间能够起到风气引领示范的作用，固然和他们的知识结构有关，可也离不开学而优则仕的政策导向和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分布格局。在当代，职业更为细化，阶层分化明显，在社会理论、思潮多元化的时代环境中，哪种思想能够在新兴职业、阶层中占领他们的头脑，哪种思想就会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因此，要特别重视在新兴职业、阶层中发展志愿者队伍，扩大儒学尤其民间儒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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