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的本质是教化。从历史来看，孔子创立儒学之初就是围绕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来推行的。明朝后期随着阳明心学产生的儒学民间化运动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围绕“化民成俗”的路线来展开的。从现实来看，上个世纪初以来，随着儒学在各层各类教育中的退场及历次运动对儒学的摧残，儒学之于生活和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被抛弃，儒学在很长时期内和民众是处于断裂状态的。赵法生研究员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目标》中指出：“乡村儒学实验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学在乡村的教化体系，重建乡村的人生信仰，以解决当代儒学魂不附体的时代难题。”普通民众的生活就是儒学之魂所要依附的最重要载体，重建教化体系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儒学与生活状态的内在联系。围绕乡村教化体系的重建，曲阜尼山附近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由地方政府、学者、民间人士来主导。

地方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山东省政府将乡村（社区）儒学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省文旅厅依托全省各级图书馆创新推广“+书院”的服务模式，在各级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这种模式极大地拓展延伸了图书馆的传统功能。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这种服务模式的标准化制定了具体的要求，在活动内容上要求做到“五个板块”，包括经典诵读、国学普及、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和情趣培养。

学者主导的模式以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在尼山周边乡村推行的儒学下乡实验最具代表性。这些儒学学者依托尼山圣源书院，由其主持并发动组织志愿者在乡村建设儒学讲堂，定期开展讲学及其他文化活动。对于这种模式，许多新闻媒体都进行过研讨和报道。

民间人士主导的模式是儒学信奉者利用自身的知识文化特长，利用学校、媒体等各种场所进行的宣讲示范活动。

这三种模式在实践中各有优点和不足，第一种模式覆盖民众广泛、活动内容丰富，但是很难做到完全下乡和贴近村民实际，针对性不强，也容易流于形式；第二种模式专业性、针对性、生活性比较强，和其他措施相配套效果更佳，但是在调动资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这些成功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有很大的难度；第三种模式比较灵活，更能贴近现实，资源消耗少，但是质量不稳定，随意性大，方向难以保证。

为重建乡村的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建构完整的乡村儒学教化体系，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志愿者们围绕乡村儒学讲堂的定期讲学做了大量工作。教化内容首先是行孝，讲堂开始之初的话题就围绕孝道来展开，有些老人当场就落泪。讲堂以讲经为主，从《弟子规》开始，循序渐进地深入传授儒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出现了祖孙三代或两代共同读经的场面。讲堂在读经同时还引入了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给村民讲授部分传统礼仪，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等，同时还制订了课堂仪规。学者、志愿者们在继承推广儒家乡约经验的同时，重在唤醒人心，将乡约提升为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此外还有乐教等。

在教化方式上，既包括课堂，也包括课外。正如赵法生研究员所言，课堂教学“不能讲抽象的大道理”，“这不是说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说你要把大道理讲得村民愿意听”，“讲故事谈体会是让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而且言行要一致，知行要合一课外活动是了解村民思想和检验教学效果必不可少的渠道。为拉近村民同儒学的距离，学者、志愿者们积极同农民交朋友，到其家里串门聊天，并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学者、志愿者们还组织村民投票，评选孝亲媳妇、模范公婆和好家庭等等。赵法生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中指出：“乡村儒学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将儒学重新变成乡村的内生性教化活动，为此，必须实现由学者主导向村民主导的转变。”因此学者、志愿者们从开始就注重调动村民的学习积极性，将村民变成学习主体，而不仅仅是被教化的对象。

四、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的重建实践评析

随着全国上下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对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的推广正从尼山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从山东来看，推广效果在试验的乡村还是比较明显的，村民的家风和村风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比如打骂老人风气被刹住、婆媳关系得到改善、治安状况好转等。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拔高这些实践在重建民间儒学传统上的价值，但是这种先行探索对于我们认识民间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实例和经验。

文章来源：《中国当代医药》 网址: http://www.zgddyyzz.cn/qikandaodu/2021/0325/982.html